我的父亲

金振邦

    写写我的父亲我已经酝酿好多年了。他那总是微笑的脸庞，已经牢牢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在我的生活中挥之不去。

   父亲金仲山生于1912年，浙江杭州人。家住杭州市西綄沙弄。父亲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幼年走失，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弟弟。初中文化程度，喜读文言作品。少年时跟随祖父去上海做学徒，曾经跟老板去日本大阪做短暂生意，因为一次丢失了货物极为害怕，就放弃了这个工作自己回国了。

    大约1942年前后，是我们金家难以忘怀的惊魂之年。早年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会心有余悸。当时父母准备结婚，看好了南市一个单间要暂时租赁下来。可往里搬运买来的家具时，其中一个柜子无法进入房间，父亲只能放弃这个住所，搬进了上海中华路小南门俞家弄66号二楼，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在文革中离开上海去插队落户的。没有多久，原先欲租的房子就在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时被惨无人道夷为平地。冥冥中老天帮了我家的忙，真要感谢命运，要不我父亲这家族就要被彻底灭门，不会繁衍至今了。 

    后来父亲在南货店里做账房先生，逐渐积攒了一些资金打算开一个小店。就在生我的那一年，母亲患重病逐渐耗尽了家中的积蓄，于是自己开店的梦想成了泡影。中国人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极有道理的。要不是我母亲这场重病，解放后我家的阶级成分就不会是“店员”或“职员”，就会定为“小业主”，规模大一点就是“资本家”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三个子女的前途就会丧失殆尽、黯淡渺茫。父亲解放前一度失业在家，为未上过学的母亲扫了盲。新中国成立后，经在市委工作的叔叔介绍，父亲去一家米店做财务工作，后来又成为一家灯具厂的会计，一直到退休。由于工作勤勤恳恳，有一年由于父亲高血压，灯具厂还推举父亲去杭州疗养院了一段时间。

    父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但沉静下来仔细审视一下这个普通市民的人生轨迹，也觉得可圈可点、亮点闪烁。我们的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的平民百姓铺垫而成。

   行重于言。在中国文化中一般认为，“子不教父之过”，“母者，牧也”。父亲应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而母亲需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而在我们家似乎恰恰相反，至今我都回想不起父亲究竟教育了我们什么。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要怎样或不要怎样，也从来没有骂过和亲自动手打过我们。不过有一次我和哥在外惹了祸回家，战战兢兢，不知父母会怎么处置。可父亲的做法却出人意料，至今念念不忘。当时父亲对我说：“根发，去房间马桶边上把那根红木棍子拿下来。”那是对面家具店做红木家具剩下的一根较细的废料，当时父亲喜欢就捡来了。我想糟了，看来是要挨打。红木棍子拿来以后，父亲却对我和哥说：“你们自己动手吧，各打5棍以示惩罚。”我拿起棍来往我哥身上随便打了5下。父亲说：“不行，打得太轻，重新打。”于是，我们各各再打了5棍，才算了事。还有一次，我姐去少年宫排练舞蹈，回家时拿来一个小石膏雕像。我父母看见以后就具体询问这个石膏雕像是怎么回事。姐说这是少年宫舞蹈老师送的，同时给了好几个女同学。当天晚上，我父母就去那几个女同学家，和他们家长商量怎么处置的方法。第二天早上，这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就去少年宫把石膏雕像退还给了那位老师。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无功不受禄”的观念。这么多年来，我也不轻易接受他人的东西，并且注意礼尚往来。

    相敬如宾。至今我觉得极为奇怪的事是，从我出生到离开上海20年期间，从来就没有看到父母有过任何不悦和吵架。父母从来都是相敬如宾、和睦相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家庭都很难做到，我的修养和我父母差得太远。事实上没有矛盾的家庭是不存在的，但处理的方式、方法却有着高下优劣之分，我的父母处理得真是极有分寸。有一天半夜，我醒来时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在床上小声交谈。母亲说：“听邻居说你把我们家的几块木板，送给你们厂的一位女职工了？我心里很不高兴，这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父亲说：“是有这个事。这个职工因为家里装修房子缺几块木板，我家目前也用不上就给他了。你不要有什么想法。”母亲说：“别人有困难应该帮助，但不必瞒着我，不和我打招呼。”接着父亲就赔不是，慢慢我又进入了梦想。父母的文化程度没有我高，但他们的处世却让我望尘莫及、自愧莫如。

    办事精细。父亲的手似乎十分精细，干什么事都是熨熨贴贴、精精细细、牢牢靠靠。我小学时给我包书皮，包得是那么紧凑服帖、平整如砥，我从心底里啧啧称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父亲亲自动手用草绳给我包扎一个木箱和一个床头柜。结实到什么程度？可以夸张地说就是从山上扔下来也不会散。我在东北成家以后，父亲执意要把家里的一个缝纫机托运到长春来给我。他自己把缝纫机拆成两部分，装进一个木箱，去当时的上海北站进行托运。已经年过60的父亲，这种辛劳是可想而知的。缝纫机到长春后，我是借了一个平板齿轮车从车站拖回家的。它完好无损，至今还在我家能方便使用。每看到家里的缝纫机，真是睹物思人，父亲的办事态度让我自愧弗如。  

    胆小谨慎。在反右斗争期间，大家人心惶惶，不知谁会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有一天父亲发现床下有一台油印机，顿时觉得惴惴不安。要是带上一个印刷反动传单的罪名可就会苦难来临。那个可能是父亲解放前店里印制表格的工具。我看见父亲立即把里面的零件拆了，扔到垃圾箱里，只留下了一个空箱子，后来被我用来存放我的杂物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先是随大流参加了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后来又加入“工人造反派”组织。造反派批评父亲在运动中表现一般，要他写大字报揭露走资派的罪行，他苦苦思索，好不容易写了一张名为“猫哭老鼠”的大字报，究竟是什么内容现在我也记不得了。 

    儿女情结。父亲对子女的爱可谓涓涓细流、若隐若现。一天，我已经钻进了被窝正准备睡觉，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我枕头边放了三张新发行的人民币分币，一张黄色的是1分，一张蓝色的是2分，一张绿色的是5分，我当时十分兴奋。不久又给我带回来三个新发行的三个硬币，1分、2分、5分。这个画面我至今不能忘怀。父亲在小西门米店工作的时候，经常给我带来他们店里买的小人书。这成了我期待父亲早点回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的许多知识可以说都是从小人书中来的。如《虎皮武士》、《侠骨杜心五》、《杨根思》、《兄弟英雄》、《破家县令》、《闹朝扑犬》、《苟观察》、《秦弱蘭》、《叶限姑娘》、《陈化成》、《辛弃疾和天平义军》、《李尔王》等。有一年我回家养病，单位老师托我在上海买一种治疗咽喉炎是喷雾器。父亲徒步去南京路医药商店买回来，交给我的时候那种得意、欣慰的神情溢于言表，似乎为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我成家所用的，就是父亲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几张零存整取的存单，一共是500元。我去东北插队落户前夕，请了当时学校的几位同学来家吃饭。饭桌上父亲一语不发在流泪，我心里想这有什么难过的？根本不理解当时父亲面对两个孩子已经去了外地，而唯一一个留在上海的孩子，也要远走高飞时的那种痛苦心理。等我理解之后，我和父亲早已黄泉两隔了。

    崇帝信命。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可是对皇帝的地位却是那样地崇拜和羡慕。我孩子出生不久，我就邀请父母来长春看看孙子，并住一些日子。他们来到长春，讲起了中途去北京故宫游览的情景。他们仔细参观了故宫的各处景点，当来到故宫太和殿看到皇帝的御座时，父亲禁不住地说：“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在皇帝龙椅上坐一坐就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父亲是那样的感慨万端、喜不自禁。父亲那种观念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也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我游览故宫的感受则完全不同，它只是一个设施齐全、软禁统治者的一个精致监狱而已。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长春我的家。当时我们去桂林路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回上海时，是买的去大连火车的坐票，再坐轮船回去的，他自己说体力已大不如以前了。有一年回家探亲，收拾家里柜子的时候，看到父亲解放前的一本算命册子，记载了当年算命先生对我父亲一生的预测。具体怎么记载的因为是文言晦涩难懂印象不深了，但有一段话还有记忆，说我父亲四十岁以后必遇贵人。事实上父亲那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解放后家里经济捉襟见肘，甚至有一点镍铬尔旧币都要去换钱，没想到之后旧币又升值了，父亲为之懊恼万分。算命纯粹是一种骗人骗钱的把戏。但在另一角度，也折射出父亲具有一定的宿命论思想。 

我的全家福

   生活简朴。我们家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谁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大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父亲在水池上的洗衣板刷洗衣服时，两手冻得通红，那个难受煎熬的状态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们家接整理纺纱厂线头的活，有一些短小无用的线头，他都收集起来，念叨着“以后你们说不定还要求我给你们这些线头用呢”。父亲每月的零用钱是5元，我们孩子的标准是小学6角、初中1元、高中1.5元，他从来都没有超支过。父亲抽少量的烟，为了节约尽量不抽成包的卷烟，在家都是买烟丝装在长杆烟具里抽。有一年极为寒冷，父亲就穿着一件母亲用一天时间赶制出来的蓝棉衣，他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我母亲自己做，很少是从商店里购买的。父亲病重期间正值上海酷夏，我们提议要买一个电风扇给他解暑，他执意不肯。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风扇，现在我也不用，坚决不让我们去买。

    热爱生活。父亲念念不忘上海的各种有名饮食，可以说如数家珍。我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要我去品尝上海的名吃。尤其是他最后患病期间，告诉我上海哪家哪家饭店有什么什么名吃，一定叫我去品尝。我那时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就说我哪有时间去吃啊，工作都忙不过来呢。父亲连说可惜了、可惜了！我还专门为父亲去买他喜爱的老油条，就是炸的时间长一些、变黑和脆的油条。其实老油条的做法有害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他喜欢的老西门乔家栅的荷叶蒸肉，我专程去买来让他品尝，他吃了以后感叹已不是他从前吃的那个味道了。父亲有时候还童心未泯。那时休息日没有什么娱乐，父亲竟然学我们小孩自己去浦东小河里抓鱼，回家时搞得像个落汤鸡，被我妈不停地埋怨和数落。

    喜读文言。父亲上过私塾，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有很好的文言阅读基础。他非常喜欢看文言作品。有时候吃完饭，他就坐在桌子边上，带上老花眼镜，抽着烟丝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看起他的书来，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他都如入无人之境。甚至上马桶也会坐着看很长时间的书。有一年，我带回去一本地摊上买的古籍书《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他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以后还给我重新糊上了封皮，并工工整整地竖排写上了书名。他的字那么工整有力、一丝不苟，真是字如其人啊。他一生的最大喜好就是看书，这可能与他少年时期没有完全满足读书的渴望有关。他曾经对我说，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要有书看就十分满足了。我说，我家唯一不缺的就是书，还可去图书馆借。他听了露出满意的神情。

    嫉恶如仇。父亲经常带我和哥去叔叔家看望爷爷和奶奶。我家住在当时的南市区小南门，我叔家在复兴西路武康路。为了节省车费，我们常常走到老西门坐24路电车4分钱到文化广场下，再沿着复兴西路走到叔叔家。这样就可以每个人节约8分钱。有一次我们从武康路步行去文化广场，我和哥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途中经过淮海路游泳池附近时，有几个小混混向我们走来，突然就上前来殴打我和哥。这时我们惊慌失措、惊恐万状。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父亲就走在后面不远处。父亲见状迅猛上前、奋力追赶，抓获了这几个小混混，然后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看见父亲如此迅速地阻止了他们的恶行，心里顿觉暖暖的，就像安全地进入了避风港。父亲突然爆发出来的行为，我所见到的也就这一次，但父亲的高大形象却成为了我的表率，难以忘怀。

    担当责任。上海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抵御这种通货膨胀，父亲拿一部分积蓄投资当时的股票，期望能够有所收获。那时在杭州的二姑也想加入其中，附带着投入了一笔资金。但是股市有风险，谁也难以预料，结果赔了不少。小股民都受到了连累。本来父亲应说没有多大责任，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却延续到了解放后的十几年。二姑由于跟着赔了一笔钱，在家里总是受到婆婆的责骂和虐待，由此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怨恨。为此，大约60年代初，大姑、三姑和叔叔特意把父亲和二姑叫到一起，进行沟通和调解。经过协商，父亲准备给予二姑300元的经济补偿，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愤愤不平，为了二姑家没有矛盾，为什么要我们来拿钱，实在冤枉。当筹足300元，母亲从柜子里取出钱来交给父亲时，脸上那种极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那时的300元几乎是父亲4个月的工资，币值可能是今天的100倍。我们家每学期需要借钱交三个孩子的学费，等还完了债务新学期又到了。这笔钱需要我家攒多少年啊！父亲的开阔胸襟常常在提醒我，做人要有责任和担当。

    父母双亲的形象、家庭生活的图景，会深深地烙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功能。它对孩子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其功能和地位远远超过了学校的教育。我的父亲永远活在儿女的心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2016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