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米
2024-03-01 0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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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袋米

                                                                  金振邦

      这是我小时候在叔叔家所看到的一个情景。它不是一大口袋米,只是两三斤的一小袋米。当时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掠影。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的印象似乎是如此深刻,是因为经过现在眼光的审视,其意义是如此不平凡和难以忘怀。它其中的含义,已经渗透到我的思想和心灵之中,并影响到我为人处世的实践之中。

      当时,我爷爷、奶奶住在叔叔家。父母经常会做点菜,带上我和我哥去叔叔家待上半天,晚上就回家。我叔叔家在徐汇区武康路101号。我家在上海的旧城区内,南市区中华路小南门俞家弄66号。因为,我爷爷和奶奶就住在我叔叔家。正常情况下,如果要全程坐公交的话,需要换两次车才能到叔叔家门口。在小南门先坐11路环城电车到老西门,然后换乘24路到文化广场下,再改乘96路到武康路下。为了节约车费,我们常常是步行到老西门坐24路电车到文化广场下,再步行到复兴西路武康路我叔叔家。

    叔叔婶婶住在一栋楼的二楼,我爷爷奶奶住在边上的一栋平房里,厨房也在那里。有一次去爷爷家,我坐在楼下厨房里帮助保姆阿姨做一些小的厨房家务。这时走进来一位上下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她精神矍铄、双眼有神,背略有点驼,手里拎着一小袋米放在桌子上,然后就静静地出去了。我也不认识她。后来才知道她是婶婶的母亲,要来这儿住几天,特意带来一袋自己的口粮。她应该就是周谷城的夫人。当时自己并不在意,似乎印象也不深刻。我婶婶家是干什么的也一无所知,因为自己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涉世未深、浑然不觉。

   随着自己阅历加深和视野开阔,我开始对这位黑衣老太太肃然起敬。原来,婶婶的父亲就是周谷城,他和毛泽东是同学,著名历史学家。他遭遇了和其他知识分子同样的坎坷经历。我婶在文革中受到牵连。我叔叔曾经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也因此调离了上海市委,下放到某中学工作。这样一位名人,他的夫人去女儿家暂住几天,没有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还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口粮。事情的细节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蕴含的意义却令人回味不尽、深不可测。老太太虽然早已离世,但这件事的闪亮点就像一颗星星,永远照亮着后人的心灵,启示着我们应有的立身之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周谷城先生,叔叔和婶婶平时也是只字未提。但从一袋米的小事中,我们也能略微窥探到周谷城家庭的文化传统。

      独立自主,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和负担。不管你是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是财富万贯还是穷困潦倒,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存尊严和做人志气。一个人应该全身心地付出、厚待他人,而不图回报和感恩,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丰厚的人生馈赠。而有的人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去占公家或他人的便宜和好处,其结果必然是路越走越窄、没有相助的援手。一个人处处替他人着想、给人方便,他自己才能游刃有余、生活充满了活力和乐趣。一个总是付出的人是最富有的,而念念不忘攫取财富的人,哪怕腰缠万贯、金银满屋,他仍然摆脱不了精神的贫困和绝望。这种人不清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道理。人的财富和宝贝,都只是在你那里暂时保管而已,那是属于全社会的。有的人就是被自己的财富扭曲了心灵和人格,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中,失去了欢乐和健康,那是极为可怜和可悲的。

      生命的意义可能就在给予和付出,不求回报。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和我说,做任何事都要记住不能让别人吃亏。我一生中为人处世,总是考虑不要给他人带来负担和麻烦,宁可自己不便。在学校期间,单位安排学生来给我办公室帮助打扫卫生,我都一次次地婉言拒绝,自己动手清扫。只要自己能够做的事,绝不麻烦他人。学生和同事需要帮忙的,我都会积极伸出援手。

      现在我孩子在国外谋生,偶尔也会去那里帮帮忙。尤其是彻底退休后,去孩子家做做帮手,这来回的机票,我和爱人的生活费用,都是自己支付的。我的指导理念是,在我生活没有后顾之虑的情况下,我绝不会去依靠孩子有任何索取,哪怕他腰缠万贯,与我无关。我会带去那“一袋米”,虽然他们会时常会买些衣物、鞋帽之类的东西。我有时还会对他们的创业之举,进行必要的有限资助。

      靠自身力量和潜力,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是我的人生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生活的勇气、意志和韧性,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愉悦。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胸无大志、无所事事,就是我有能力,也不会去给予资助。因为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我对自己孩子也是尽到了中国传统家长的应尽责任。他们只要幸福平安,就是对我们父母的最大回报。中国文化中的什么“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头脑中杳无踪影。我和孩子天各一方、距离遥远,我也靠不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养老必须靠自己和社会,绝不能去拖累儿女们,这是我的信念。

    我儿时“一袋米”的难忘经历,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像星星点亮着我前行的路程。其内涵深不可测。我要把“一袋米”的经历告诉后人,让他们自己去咀嚼、回味和思考。那永不衰竭的能量,充盈着心灵和思想,激励着我的意志,规范着自己为人处世的行为。

         超文本链接

    ○叔叔:金炳鑫,后改名韦正。解放前是上海的地下党成员。解放以后就进了市委工作。他性格开放豁达、顽强乐观,主动承担赡养年老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去某个中学当校长,但他仍然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退休以后,和婶婶一起在全国各地帮助一些学校撰写校史。今年已经101岁了,仍然精神矍铄、坦荡乐观,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员。


     ○武康路101号: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家属宿舍区。主体建筑是一栋大别墅,做市委宿舍以后,大别墅住进了好几家。我叔叔就住在二楼一间带壁炉的卧室里。边上有一些平房,可能原来是仆人住的地方,我爷爷和奶奶就住在平房里,两间小卧室和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几乎像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花园,有一棵树的树枝散开来,几乎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这是我眼中的伊甸园。那里有我许多儿时的欢快记忆。

       ○旧城区:主要指上海的旧城所在区域。它是靠近黄浦江边上的一个区。原来叫南市区,前些年归入黄浦区。11路电车就环绕旧城墙运行。看看它的站名,什么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小东门、大东门,这些地方都是原来旧城墙的通行口。

       ○南市区:曾经是上海市的一个市辖区,范围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它也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城区。2000年,上海取消南市区,将南市区黄浦江西岸地区并入黄浦区,而原南市区黄浦江东岸地区早在浦东新区建区后不久的1993年3月已经并入浦东新区。自此南市区从上海市行政区划中消失。

    元二十七年(1292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面积达2018平方公里,但中心区域仍在南市一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勾结地方海盗大举入侵,直闯上海镇市中心,大肆掳掠杀伐,连县衙门也遭焚烧洗劫,变成一片废墟。为了防止倭寇劫掠,松江府知府方廉下令兴筑上海城池,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抢筑,上海城墙全部建成。新筑成的城墙长九里,有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晏海门(老北门)等8座城门,城内有肇家浜、方浜、薛家浜等东西向直通黄浦江的河流,自南向北,另有一条中心河,沟通了上述三河,河上桥梁纵横,清代嘉庆年间,有桥梁五十座,桥梁的附近店肆商铺林立,随着经济的日趋繁荣,县城开始吸引更多的人口入境定居,明代中叶开始,上海县城出现了一批私家园林,其中以"豫园"、"露香园”"日涉园"等颇为著名,街巷也从建城之初的10余条,增到嘉庆年间的63条,知名的有花衣街、彩衣街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8%82%E5%8C%BA/4336036?fr=aladdin

     ○俞家弄66号:

       我儿子背后的这栋两层石库门楼房,就是俞家弄66号,我的出生地,十多年前就已拆迁。

       这是我家对面的石库门建筑,现在可能已经拆迁了

      俞家弄附近的公交站:大南门、河南南路蓬莱路、小南门、小南门站、陆家浜路跨龙路、中华路尚文路、河南南路文庙路、大东门(招呼站)、河南南路蓬莱路、大东门、豫园、豫园、复兴东路光启路(豫园)、复兴东路光启路(豫园)、中华路尚文路、大兴街陆家浜路。

   俞家弄附近的公交车:11路、920路、64路、66路、929路、地铁9号线、730路、782路、955路、985路、南新专线、徐川专线、24路、715路等。

    ○爷爷:金叔元。祖籍杭州,住西綄沙弄。我小时候去过我爷爷家过年,没有电靠蜡烛照明。半夜起来就厕都得摸黑。后来叔叔成家,爷爷奶奶就搬到上海和叔叔住在一起。有时过年两位老人就坐三轮车到我家吃年夜饭,然后再回去。有一回我发烧在家休息,他老远来我家看我。但也忘不了被爷爷大骂过一次。因为在花园里忘情地抓蟋蟀,弄断了邻居家南瓜地里的藤,致使一个长势旺盛的南瓜终止了生长。邻居前来告状,爷爷大骂我“莫盖虎”,可能是杭州话没用的家伙。

    ○奶奶:王氏,一位小脚老太太。晚年耳聋,在寂静中度过余生。她由于听不见,几乎与世隔绝。口里总念叨之前杭州的生活好。鱼和肉是那么那么便宜,现在上海好多东西买不到,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她以前做的葱烧鲫鱼极为好吃,至今难以忘怀。

       ○换两次车:我们去叔叔家,一般情况下需要坐三次车。在我们家俞家弄口,中华路小南门坐环城电车11路,到老西门换乘24路电车到文化广场,再换乘96路到武康路下车。为了节省路费,前后两段路我们就步行了。

    ○老西门:上海地名。是上海旧城区的中心地带、商业中心。东至复兴东路曹家街,南至中华路尚文路,西至西藏南路,北至人民路。旧县城城门仪风门,旧址在今复兴东路中华路口,其位于城垣正西,故又称老西门。填浜筑路门废后,居民仍习称这一带为老西门  。1914年至1918年南与北两半城先后通行有轨电车,老西门交通地位日益重要,新建筑物不断兴建,如1914年建共和大戏院(今名中华剧场)。各种商店也先后开办。那里有著名的大富贵酒楼、冠生园食品店、第八百货公司、全泰服装服装公司、菊花理发店、鞋店、饭店等。商品种类齐全,是南市区一个较大的商业集中区。老西门东沿复兴东路达轮渡站往杨家渡,西连复兴中路,南北为环城园路,是一处交通要道。那里留下来了我年轻时的足迹和回忆。

      ○24路电车: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公交线路,开通于1938年,隶属于上海巴士第一公共交通交通有限公司。24路全线经过黄浦区,静安区,普陀区是连接普陀区长寿新村到南外滩的主要出行线路之一。沿途经过长寿新村,南京西路写字楼商圈,淮海中路商业街,文化广场,田子坊,新天地,老西门,城隍庙,南外滩等等,并与上海六条轨道交通可实现步行换乘。本线由长寿新村开往豆市街复兴东路(复兴东路外滩),途经长寿新村、北京西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文化广场、建国中路、新天地、老西门、城隍庙终点站豆市街复兴东路(复兴东路外滩)。

        那时候老西门到文化广场是五站,正好是4分钱车票的极限。

      ○婶婶:周赋湘,好像是一名中学老师。父亲周谷城,她也是一位名门闺秀。正是由于这种家庭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婶婶和叔叔带来了厄运。叔叔因此调离了市委,到一所中学去当校长。婶婶也被造反派批斗,因此脚被扭伤、行走不便。她性格开朗、豁达,有大家风范。前些日子惊闻婶婶离世,95岁高龄无疾而终,心里十分难受。这也是老天给予好人的丰厚回报。

       ○周谷城:(1898~1996),曾和毛泽东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首任执行主席。1898年9月13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农民家庭,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自1942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母亲:原名徐琴,嫁给我父亲以后叫金徐琴。基本没有多少文化,就会父亲教她一些常用字,只能每天买菜买米记个账而已。关于母亲的情况,可以阅读我下面写的《母亲的智慧》一文。

       父母结婚照

                                                            母亲的智慧

                                                                金振邦

      母亲去世已经好几年了,可我心里总觉得像欠了一笔债似的,我要写写我的母亲。这并不是因为她如何出类拔萃,有着不凡的经历,而是因为母亲的智慧一直伴随着、滋润着我的人生。

      我母亲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外祖父是小酒店的跑堂,家境十分贫寒。母亲没有什么文化,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父亲平时的指点下,认识了一两千字,仅会看信、记账而已。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她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工作,成为民办企业的一名缝纫工人。直到退休之前,她就在生产组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和忙碌。如此平凡的母亲,她的许多普通话语和琐碎小事,却让我至今回味不尽,难以忘怀。

      母亲在生活的种种磨难面前,都能泰然处之。上海解放前,由于一天深夜受撬窗盗贼的惊吓,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之后重病缠身,母亲操持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十分艰辛。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几乎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极为困难。记得一年冬天由于参加了市里的少年游泳训练班受了凉,我全身浮肿,直到坚持不住了才到我们区地段医院就诊。大夫看完化验单以后对母亲说:“怎么现在才来,孩子得了急性肾炎,再晚来几天就没命了,要马上住院治疗。”那时我家实在没有钱,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大夫才勉强同意我每天上医院打针,在家卧床静养。那时的冬天奇冷,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加上垫床的棉絮,头上还要带上帽子。早晨起来脸盆水都动成了冰坨了,需要用开水化开毛巾才能洗脸。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天天一大早冒着严寒,去菜场排队买几斤小鱼。回家后生起煤球炉为全家做早饭,同时还要洗鱼、炸鱼,在寒冷的冰水中洗衣服,清扫房间,然后匆匆赶往里弄生产组上班。中午和晚上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有时我深夜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服。我的病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逐渐痊愈了。她常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有出息,吃点苦算得了什么,人是累不死的。”直到自己为人父母时,才深切地理解了母亲过去操持家务的艰辛和不易。

      母亲注意从小处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家里不管大人和小孩、冬天和夏天,都是每个人的衣服自己洗。我有时放学回家还要负责做饭。我小时候,有时为了赶着上学或出去玩,常常吃完饭一放筷子就要走。母亲经常把我喊住:“把桌上和饭碗里的饭粒都吃干净了再走!”那时我总显得极不耐烦。而母亲自己则为我们孩子做出了榜样。她在洗米的时候,掉下几个米粒,都要一粒一粒捡起来,并说:“浪费一粒粮食就是作孽啊!”家里不论谁的衣服破了或掉了扣子,她都会仔细地一一缝好。随着家里收入增加,母亲的这种持家习惯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我在食堂就餐,不管饭菜可不可口,绝不会有一点浪费。现在仔细想想,这绝不是单纯节约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对待人类资源的一种正确态度。不浪费、不挥霍资源,就是在保护人类后代的生存环境。

      母亲从来不表扬孩子,她的爱在心上、在行为里。我念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得了优。母亲看了作文的评语,什么话也没说。那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隐约地听到母亲对父亲在说我的作文:“孩子的文章文从字顺,将来会有出息。”我顿时觉得心里一股暖流。有一年我在东北得了急性风湿热回家休养。一天我去医院检查,等我正要回家时,天已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走出医院正犯愁如何回家时,一抬头只见母亲在远处撑着伞,腋下还夹着一把,在花岗岩铺就的马路上正急步向我走来。看到这情景,当时心里十分孤寂的我,顿时眼泪制不住地流下来了。这极其平凡的一幕,多年来一直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爱是一种动力,其力量无边、深沉,具有强大穿透力,给人以激励和鼓舞。爱,要表现在内心和实际行动上。

      母亲处理孩子间的争执,从来不让别人吃亏。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在一次课间休息时,班里一个姓蔡的男同学拿出一枝钢笔对我们同学说,笔帽怎么也拧不开了。我出于一种好奇心上前试了试,笔帽仍然纹丝不动。别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可都一筹莫展。这天下午,我正在家做作业,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敲门并在喊我的名字。我趴在楼梯口的窗口往外一看,原来就是早晨让我们拧笔帽的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他从裤子左口袋里拿出已经拧开的原先那支钢笔,说道:“你早晨把我的钢笔拧断了,要你赔!”我一听急了,“我没有拧开笔帽,怎么可能拧断呢?”于是,我俩一个楼下、一个楼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这时母亲闻讯出去,仔细询问了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最后母亲说:“小同学,修好这支钢笔需要多少钱?”我同学说:“两毛钱。”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钱来给了他。我在楼梯的窗口上愤愤不平,这可相当于我十天的零用钱啊!后来母亲对我说:“与人相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不平。”

      母亲有自歉、宽容之心。我小时候非常淘气,邻居的孩子经常来告状。我母亲从来都向着别人、连连道歉。有一次,邻居一个女孩自己摔疼了腿,前来跟我母亲说是因我追她而摔的。母亲根本不听我的陈述,主动到她家赔不是。然后接连几天采摘家门口一棵树上的叶子,煮汁来为这个女孩热敷,最后治好了。母亲常跟我说:“一个人气量要大,宰相肚里能撑船。”等长大了,我才慢慢体会了这句话的深意。人和人之间的纠葛,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人要有宽容之心。人的一生如此短促,人之间爱都爱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算计人、怨恨别人呢?

      母亲懂得生活的真谛。小时候家境贫困,三个孩子上学都得向父亲单位借钱来交学费。等所欠学费都快还完时,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为了节约,我们衣服都是母亲缝制的。我经常好奇地围在缝纫机边上,看我母亲为家人做衣裤。有一次我主动上缝纫机帮母亲缝制裤腿,我手脚“麻利”地很快就缝上了,心里不由得洋洋得意,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夸奖。可是,母亲看了我的“杰作”之后笑着说:“你缝反了,把布的里子当面子了。今后做什么事都一定要仔细。要记住,有时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从此我记住了这句带有辩证法的话,凡事仔细认真。质量就是速度,没有质量,快有时反而会转化为慢。

      母亲时时想着他人。母亲信佛,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和父亲到城隍庙去烧香许愿。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实践着佛教行善积德的信条。有时回家探亲,早上和母亲一起出去买菜,只要见到路上有石子、西瓜皮和菜叶时,她都要用手捡起来,放到路边或垃圾箱中。我总是不耐烦地加以阻止,嫌她多管闲事。母亲却说:“我们要时时要想着走路的人。”她看到周围环境不干净,就会主动去加以清扫。去倒垃圾时,也会顺手把邻居家的捎走。她经常说,环境整洁了,首先是自己受用,心里也舒服。多干一点公益事,那是在积德。时时想着他人的人,也常常会被他人所想。当她去外地孩子家回上海时,邻居见了都要问长问短。她和邻居的关系十分和睦和友善,从来没有因矛盾而红过一次脸。

      母亲做事有一种恒久毅力。由于母亲早年得过重病,因此她十分看重气功的健身强体作用。她每天早晚都要坚持静心打坐,意守丹田,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信佛,母亲也是非常执著。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吃素。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似乎都非常“革命”,认为母亲信佛是封建迷信,把她用来祭祀的香炉和烛台都卖了。她吃素的时候,常常在她饭碗里偷偷埋上一块肉,当她用筷子触及时,脸上显出了一种内疚和难堪。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十分幼稚,这是对母亲那颗执著心的一种打击。其实,信佛只要与人、与己、与社会无害,只要能够带来心灵的慰藉,完全不必干预,虽然我并不主张信佛。但母亲做事的那种执著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灵和意识之中。

      母亲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母亲的品德和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除了生活环境的文化浸润、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之外,恐怕是中华民族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在母亲潜意识中的再现。这是一种靠遗传而非后天获得到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其中包含了自人类出现以来各种经验的积淀。这种深层无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但它常常没有理性的内容,而属于一种直觉和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原始意象”。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人类文化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从这个含义上说,我更相信“性本善”的观点。我想,通过一扇普通的心灵之窗,我们或许可以窥视到一个民族的心灵、气质和胸襟。

       母亲离开我已经许多年了。可在我的人生视野中,还常常能看到前方母亲的身影。

                                                                                                     2006年3月23日

                                                                                   《一袋米》写于2020年2月7日

                                                                                               2024年2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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