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振邦

     这是我小时候在叔叔家所看到的一个情景。它不是一大口袋米，只是两三斤的一小袋米。当时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掠影。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的印象似乎是如此深刻，是因为经过现在眼光的审视，其意义是如此不平凡和难以忘怀。

     我叔叔家在徐汇区武康路101号。我家在上海的旧城区内，南市区中华路俞家弄66号。我父亲经常带我和哥去叔叔家玩。因为，我爷爷和奶奶就住在我叔叔家。如果要全程坐公交的话，需要换两次车才能到叔叔家门口。了节约车费，我们常常是步行到老西门坐24路电车到文化广场下，再步行到复兴西路武康路。

    有一次去爷爷家，我坐在楼下厨房里帮助保姆阿姨做一些小的厨房家务。这时走进来一位上下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她精神矍铄、双眼有神，背略有点驼，手里拎着一小袋米放在桌子上，然后就静静地出去了。我也不认识她。后来才知道她是婶婶的母亲，要来这儿住几天，特意带来一袋自己的口粮。她应该就是周谷城的夫人。当时自己并不在意，似乎印象也不深刻。我婶婶家是干什么的也一无所知，因为自己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涉世未深、浑然不觉。

    随着自己阅历加深和视野开阔，我开始对这位黑衣老太太肃然起敬。周谷城和毛泽东是老乡，关系密切。这样一位名人，他的夫人去女儿家暂住几天，没有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还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口粮。事情的细节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蕴含的意义却令人回味不尽、深不可测。老太太虽然早已离世，但这件事的闪亮点就像一颗星星，永远照亮着后人的心灵，启示着我们应有的立身之道。

    独立自主，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和负担。不管你是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是财富万贯还是穷困潦倒，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存尊严和做人志气。一个人应全身心地付出、厚待他人，而不图回报和感恩，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丰厚的人生馈赠。而有的人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去占公家或他人的便宜和好处，其结果必然是路越走越窄、没有相助的援手。一个人处处替他人着想、给人方便，他自己才能游刃有余、生活充满了活力和乐趣。一个总是付出的人是最富有的，而念念不忘攫取财富的人，哪怕腰缠万贯、金银满屋，他仍然摆脱不了精神的贫困和绝望。这种人不清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道理。任何财富和宝贝，都只是在你那里暂时保管而已，那是属于全社会的。有的人就是被自己的财富扭曲了心灵和人格，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中，失去了欢乐和健康，那是极为可怜和可悲的。

    生命的意义可能就在给予和付出，不求回报。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和我说，做任何事都要记住不能让别人吃亏。我一生中为人处世，总是考虑不要给他人带来负担和麻烦，宁可自己不便。在学校期间，单位安排学生来给我办公室帮助打扫卫生，我都一次次地婉言谢绝，自己动手清扫。只要我自己能够做的事，绝不麻烦他人。学生和同事需要帮忙的，我都会积极伸出援手。我对自己孩子的付出也是巨大的，尽到了中国传统家长的应尽责任。我去孩子家帮忙期间，除了他们买给父母的节日礼物外，部分生活费用和日常开支，都是我给予解决的。他们只要幸福平安，就是对我们父母的最大回报。中国文化中的什么“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头脑中杳无踪影。我和孩子天各一方、距离遥远，我也靠不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养老必须靠自己和社会，绝不能去拖累儿女们，这是我的信念。

    我儿时“一袋米”的难忘经历，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像星星点亮着我前行的路程。那永不衰竭的能量，充盈着心灵和思想，激励着我的意志，规范着自己为人处世的行为。

       链接文字：

    〇叔叔：金炳鑫，后改名韦正。解放前是上海的地下党成员。解放以后就进了上海市委工作。他性格开放豁达、顽强乐观，主动承担赡养年老的父母重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去某个中学当校长，但他仍然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退休以后，和婶婶一起在全国各地帮助一些学校撰写校史。今年已经93岁了，仍然精神矍铄、坦荡乐观，他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共产党员。

    〇武康路101号：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家属宿舍区。主体建筑是一栋大别墅，做市委宿舍以后，大别墅住进了好几家。我叔叔就住在二楼一间带壁炉的卧室里。边上有一些平房，可能原来是仆人住的地方，我爷爷和奶奶就住在平房里，两间小卧室和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几乎像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花园，有一棵树的树枝散开来，几乎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这是我眼中的伊甸园。那里有我许多儿时的欢快记忆。

    〇旧城区：主要指上海的旧城所在区域。它是靠近黄浦江边上的一个区。原来叫南市区，前些年归入黄浦区。11路电车就环绕旧城墙运行。看看它的站名，什么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小东门、大东门，这些地方都是原来旧城墙的通行口。

     〇南市区：曾经是上海市的一个市辖区，范围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它也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城区。2000年，上海取消南市区，将南市区黄浦江西岸地区并入黄浦区，而原南市区黄浦江东岸地区早在浦东新区建区后不久的1993年3月已经并入浦东新区。自此南市区从上海市行政区划中消失。

    元二十七年（1292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面积达2018平方公里，但中心区域仍在南市一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勾结地方海盗大举入侵，直闯上海镇市中心，大肆掳掠杀伐，连县衙门也遭焚烧洗劫，变成一片废墟。为了防止倭寇劫掠，松江府知府方廉下令兴筑上海城池，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抢筑，上海城墙全部建成。新筑成的城墙长九里，有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晏海门（老北门）等8座城门，城内有肇家浜、方浜、薛家浜等东西向直通黄浦江的河流，自南向北，另有一条中心河，沟通了上述三河，河上桥梁纵横，清代嘉庆年间，有桥梁五十座，桥梁的附近店肆商铺林立，随着经济的日趋繁荣，县城开始吸引更多的人口入境定居，明代中叶开始，上海县城出现了一批私家园林，其中以"豫园"、"露香园”"日涉园"等颇为著名，街巷也从建城之初的10余条，增到嘉庆年间的63条，知名的有花衣街、彩衣街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8%82%E5%8C%BA/4336036?fr=aladdin 

      〇俞家弄66号：

 我儿子背后这栋两层石库门楼房，就是俞家弄66号，我的出生地。十多年前就已搬迁。

                       这是我家对面的石库门建筑，现在可能已经拆迁了

   俞家弄附近的公交站:大南门、河南南路蓬莱路、小南门、小南门站、陆家浜路跨龙路、中华路尚文路、河南南路文庙路、大东门(招呼站)、河南南路蓬莱路、大东门、豫园、豫园、复兴东路光启路(豫园)、复兴东路光启路(豫园)、中华路尚文路、大兴街陆家浜路。

    俞家弄附近的公交车:11路、920路、64路、66路、929路、地铁9号线、730路、782路、955路、985路、南新专线、徐川专线、24路、715路等。

      〇父亲：见我所写的回忆：

                                                       我的父亲

                                                        金振邦

   写写我的父亲我已经酝酿好多年了。他那总是微笑的脸庞，已经牢牢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在我的生活中挥之不去。

    父亲金仲山生于1912年，浙江杭州人。家住杭州市西綄沙弄。父亲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幼年走失，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弟弟。初中文化程度，喜读文言作品。少年时跟随祖父去上海做学徒，曾经跟老板去日本大阪做短暂生意，因为一次丢失了货物极为害怕，就放弃了这个工作自己回国了。

     大约1942年前后，是我们金家难以忘怀的惊魂之年。早年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会心有余悸。当时父母准备结婚，看好了南市一个单间要暂时租赁下来。可往里搬运买来的家具时，其中一个柜子无法进入房间，父亲只能放弃这个住所，搬进了上海中华路小南门俞家弄66号二楼，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在文革中离开上海去插队落户的。没有多久，原先欲租的房子就在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时被惨无人道夷为平地。冥冥中老天帮了我家的忙，真要感谢命运，要不我父亲这家族就要被彻底灭门，不会繁衍至今了。

      后来父亲在南货店里做账房先生，逐渐积攒了一些资金打算开一个小店。就在生我的那一年，母亲患重病逐渐耗尽了家中的积蓄，于是自己开店的梦想成了泡影。中国人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极有道理的。要不是我母亲这场重病，解放后我家的阶级成分就不会是“店员”或“职员”，就会定为“小业主”，规模大一点就是“资本家”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三个子女的前途就会丧失殆尽、黯淡渺茫。父亲解放前一度失业在家，为未上过学的母亲扫了盲。新中国成立后，经在市委工作的叔叔介绍，父亲去一家米店做财务工作，后来又成为一家灯具厂的会计，一直到退休。由于工作勤勤恳恳，有一年由于父亲高血压，灯具厂还推举父亲去杭州疗养院了一段时间。

    父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但沉静下来仔细审视一下这个普通市民的人生轨迹，也觉得可圈可点、亮点闪烁。我们的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的平民百姓铺垫而成。

    行重于言。在中国文化中一般认为，“子不教父之过”，“母者，牧也”。父亲应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而母亲需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而在我们家似乎恰恰相反，至今我都回想不起父亲究竟教育了我们什么。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要怎样或不要怎样，也从来没有骂过和亲自动手打过我们。不过有一次我和哥在外惹了祸回家，战战兢兢，不知父母会怎么处置。可父亲的做法却出人意料，至今念念不忘。当时父亲对我说：“根发，去房间马桶边上把那根红木棍子拿下来。”那是对面家具店做红木家具剩下的一根较细的废料，当时父亲喜欢就捡来了。我想糟了，看来是要挨打。红木棍子拿来以后，父亲却对我和哥说：“你们自己动手吧，各打5棍以示惩罚。”我拿起棍来往我哥身上随便打了5下。父亲说：“不行，打得太轻，重新打。”于是，我们各各再打了5棍，才算了事。还有一次，我姐去少年宫排练舞蹈，回家时拿来一个小石膏雕像。我父母看见以后就具体询问这个石膏雕像是怎么回事。姐说这是少年宫舞蹈老师送的，同时给了好几个女同学。当天晚上，我父母就去那几个女同学家，和他们家长商量怎么处置的方法。第二天早上，这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就去少年宫把石膏雕像退还给了那位老师。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无功不受禄”的观念。这么多年来，我也不轻易接受他人的东西，并且注意礼尚往来。

    相敬如宾。至今我觉得极为奇怪的事是，从我出生到离开上海20年期间，从来就没有看到父母有过任何不悦和吵架。父母从来都是相敬如宾、和睦相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家庭都很难做到，我的修养和我父母差得太远。事实上没有矛盾的家庭是不存在的，但处理的方式、方法却有着高下优劣之分，我的父母处理得真是极有分寸。有一天半夜，我醒来时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在床上小声交谈。母亲说：“听邻居说你把我们家的几块木板，送给你们厂的一位女职工了？我心里很不高兴，这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父亲说：“是有这个事。这个职工因为家里装修房子缺几块木板，我家目前也用不上就给他了。你不要有什么想法。”母亲说：“别人有困难应该帮助，但不必瞒着我，不和我打招呼。”接着父亲就赔不是，慢慢我又进入了梦想。父母的文化程度没有我高，但他们的处世却让我望尘莫及、自愧莫如。

    办事精细。父亲的手似乎十分精细，干什么事都是熨熨贴贴、精精细细、牢牢靠靠。我小学时给我包书皮，包得是那么紧凑服帖、平整如砥，我从心底里啧啧称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父亲亲自动手用草绳给我包扎一个木箱和一个床头柜。结实到什么程度？可以夸张地说就是从山上扔下来也不会散。我在东北成家以后，父亲执意要把家里的一个缝纫机托运到长春来给我。他自己把缝纫机拆成两部分，装进一个木箱，去当时的上海北站进行托运。已经年过60的父亲，这种辛劳是可想而知的。缝纫机到长春后，我是借了一个平板齿轮车从车站拖回家的。它完好无损，至今还在我家能方便使用。每看到家里的缝纫机，真是睹物思人，父亲的办事态度让我自愧弗如。  

    胆小谨慎。在反右斗争期间，大家人心惶惶，不知谁会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有一天父亲发现床下有一台油印机，顿时觉得惴惴不安。要是带上一个印刷反动传单的罪名可就会苦难来临。那个可能是父亲解放前店里印制表格的工具。我看见父亲立即把里面的零件拆了，扔到垃圾箱里，只留下了一个空箱子，后来被我用来存放我的杂物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先是随大流参加了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后来又加入“工人造反派”组织。造反派批评父亲在运动中表现一般，要他写大字报揭露走资派的罪行，他苦苦思索，好不容易写了一张名为“猫哭老鼠”的大字报，究竟是什么内容现在我也记不得了。 

    儿女情结。父亲对子女的爱可谓涓涓细流、若隐若现。一天，我已经钻进了被窝正准备睡觉，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我枕头边放了三张新发行的人民币分币，一张黄色的是1分，一张蓝色的是2分，一张绿色的是5分，我当时十分兴奋。不久又给我带回来三个新发行的三个硬币，1分、2分、5分。这个画面我至今不能忘怀。父亲在小西门米店工作的时候，经常给我带来他们店里买的小人书。这成了我期待父亲早点回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的许多知识可以说都是从小人书中来的。如《虎皮武士》、《侠骨杜心五》、《杨根思》、《兄弟英雄》、《破家县令》、《闹朝扑犬》、《苟观察》、《秦弱蘭》、《叶限姑娘》、《陈化成》、《辛弃疾和天平义军》、《李尔王》等。有一年我回家养病，单位老师托我在上海买一种治疗咽喉炎是喷雾器。父亲徒步去南京路医药商店买回来，交给我的时候那种得意、欣慰的神情溢于言表，似乎为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我成家所用的，就是父亲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几张零存整取的存单，一共是500元。我去东北插队落户前夕，请了当时学校的几位同学来家吃饭。饭桌上父亲一语不发在流泪，我心里想这有什么难过的？根本不理解当时父亲面对两个孩子已经去了外地，而唯一一个留在上海的孩子，也要远走高飞时的那种痛苦心理。等我理解之后，我和父亲早已黄泉两隔了。

    崇帝信命。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可是对皇帝的地位却是那样地崇拜和羡慕。我孩子出生不久，我就邀请父母来长春看看孙子，并住一些日子。他们来到长春，讲起了中途去北京故宫游览的情景。他们仔细参观了故宫的各处景点，当来到故宫太和殿看到皇帝的御座时，父亲禁不住地说：“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在皇帝龙椅上坐一坐就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父亲是那样的感慨万端、喜不自禁。父亲那种观念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也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我游览故宫的感受则完全不同，它只是一个设施齐全、软禁统治者的一个精致监狱而已。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长春我的家。当时我们去桂林路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回上海时，是买的去大连火车的坐票，再坐轮船回去的，他自己说体力已大不如以前了。有一年回家探亲，收拾家里柜子的时候，看到父亲解放前的一本算命册子，记载了当年算命先生对我父亲一生的预测。具体怎么记载的因为是文言晦涩难懂印象不深了，但有一段话还有记忆，说我父亲四十岁以后必遇贵人。事实上父亲那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解放后家里经济捉襟见肘，甚至有一点镍铬尔旧币都要去换钱，没想到之后旧币又升值了，父亲为之懊恼万分。算命纯粹是一种骗人骗钱的把戏。但在另一角度，也折射出父亲具有一定的宿命论思想。 

    生活简朴。我们家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谁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大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父亲在水池上的洗衣板刷洗衣服时，两手冻得通红，那个难受煎熬的状态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们家接整理纺纱厂线头的活，有一些短小无用的线头，他都收集起来，念叨着“以后你们说不定还要求我给你们这些线头用呢”。父亲每月的零用钱是5元，我们孩子的标准是小学6角、初中1元、高中1.5元，他从来都没有超支过。父亲抽少量的烟，为了节约尽量不抽成包的卷烟，在家都是买烟丝装在长杆烟具里抽。有一年极为寒冷，父亲就穿着一件母亲用一天时间赶制出来的蓝棉衣，他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我母亲自己做，很少是从商店里购买的。父亲病重期间正值上海酷夏，我们提议要买一个电风扇给他解暑，他执意不肯。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风扇，现在我也不用，坚决不让我们去买。

   热爱生活。父亲念念不忘上海的各种有名饮食，可以说如数家珍。我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要我去品尝上海的名吃。尤其是他最后患病期间，告诉我上海哪家哪家饭店有什么什么名吃，一定叫我去品尝。我那时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就说我哪有时间去吃啊，工作都忙不过来呢。父亲连说可惜了、可惜了！我还专门为父亲去买他喜爱的老油条，就是炸的时间长一些、变黑和脆的油条。其实老油条的做法有害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他喜欢的老西门乔家栅的荷叶蒸肉，我专程去买来让他品尝，他吃了以后感叹已不是他从前吃的那个味道了。父亲有时候还童心未泯。那时休息日没有什么娱乐，父亲竟然学我们小孩自己去浦东小河里抓鱼，回家时搞得像个落汤鸡，被我妈不停地埋怨和数落。

    喜读文言。父亲上过私塾，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有很好的文言阅读基础。他非常喜欢看文言作品。有时候吃完饭，他就坐在桌子边上，带上老花眼镜，抽着烟丝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看起他的书来，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他都如入无人之境。甚至上马桶也会坐着看很长时间的书。有一年，我带回去一本地摊上买的古籍书《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他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以后还给我重新糊上了封皮，并工工整整地竖排写上了书名。他的字那么工整有力、一丝不苟，真是字如其人啊。他一生的最大喜好就是看书，这可能与他少年时期没有完全满足读书的渴望有关。他曾经对我说，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要有书看就十分满足了。我说，我家唯一不缺的就是书，还可去图书馆借。他听了露出满意的神情。

  嫉恶如仇。父亲经常带我和哥去叔叔家看望爷爷和奶奶。我家住在当时的南市区小南门，我叔家在复兴西路武康路。为了节省车费，我们常常走到老西门坐24路电车4分钱到文化广场下，再沿着复兴西路走到叔叔家。这样就可以每个人节约8分钱。有一次我们从武康路步行去文化广场，我和哥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途中经过淮海路游泳池附近时，有几个小混混向我们走来，突然就上前来殴打我和哥。这时我们惊慌失措、惊恐万状。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父亲就走在后面不远处。父亲见状迅猛上前、奋力追赶，抓获了这几个小混混，然后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看见父亲如此迅速地阻止了他们的恶行，心里顿觉暖暖的，就像安全地进入了避风港。父亲突然爆发出来的行为，我所见到的也就这一次，但父亲的高大形象却成为了我的表率，难以忘怀。

    担当责任。上海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抵御这种通货膨胀，父亲拿一部分积蓄投资当时的股票，期望能够有所收获。那时在杭州的二姑也想加入其中，附带着投入了一笔资金。但是股市有风险，谁也难以预料，结果赔了不少。小股民都受到了连累。本来父亲应说没有多大责任，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却延续到了解放后的十几年。二姑由于跟着赔了一笔钱，在家里总是受到婆婆的责骂和虐待，由此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怨恨。为此，大约60年代初，大姑、三姑和叔叔特意把父亲和二姑叫到一起，进行沟通和调解。经过协商，父亲准备给予二姑300元的经济补偿，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愤愤不平，为了二姑家没有矛盾，为什么要我们来拿钱，实在冤枉。当筹足300元，母亲从柜子里取出钱来交给父亲时，脸上那种极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那时的300元几乎是父亲4个月的工资，币值可能是今天的100倍。我们家每学期需要借钱交三个孩子的学费，等还完了债务新学期又到了。这笔钱需要我家攒多少年啊！父亲的开阔胸襟常常在提醒我，做人要有责任和担当。

    父母双亲的形象、家庭生活的图景，会深深地烙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功能。它对孩子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其功能和地位远远超过了学校的教育。我的父亲永远活在儿女的心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2016年3月5日

     〇爷爷：金叔元。祖籍杭州，住西綄沙弄。我小时候去过我爷爷家过年，没有电靠蜡烛照明。半夜起来就厕都得摸黑。后来叔叔成家，爷爷奶奶就搬到上海和叔叔住在一起。有时过年两位老人就坐三轮车到我家吃年夜饭，然后再回去。有一回我发烧在家休息，他老远来我家看我。但也忘不了被爷爷大骂过一次。因为在花园里忘情地抓蟋蟀，弄断了邻居家南瓜地里的藤，致使一个长势旺盛的南瓜终止了生长。邻居前来告状，爷爷大骂我“莫盖虎”，可能是杭州话没用的家伙。

     〇奶奶：王氏，一位小脚老太太。晚年耳聋，在寂静中度过余生。她由于听不见，几乎与世隔绝。口里总念叨之前杭州的生活好。鱼和肉是那么那么便宜，现在上海好多东西买不到，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她以前做的葱烧鲫鱼极为好吃，至今难以忘怀。

      〇换两次车：我们去叔叔家，一般情况下需要坐三次车。在我们家俞家弄口，中华路小南门坐环城电车11路，到老西门换乘24路电车到文化广场，再换乘96路到武康路下车。为了节省路费，前后两段路我们就步行了。

       〇老西门：上海地名。是上海旧城区的中心地带、商业中心。东至复兴东路曹家街，南至中华路尚文路，西至西藏南路，北至人民路。旧县城城门仪风门，旧址在今复兴东路中华路口，其位于城垣正西，故又称老西门。填浜筑路门废后，居民仍习称这一带为老西门 。1914年至1918年南与北两半城先后通行有轨电车，老西门交通地位日益重要，新建筑物不断兴建，如1914年建共和大戏院(今名中华剧场)。各种商店也先后开办。那里有著名的大富贵酒楼、冠生园食品店、第八百货公司、全泰服装服装公司、菊花理发店、鞋店、饭店等。商品种类齐全，是南市区一个较大的商业集中区。老西门东沿复兴东路达轮渡站往杨家渡，西连复兴中路，南北为环城园路，是一处交通要道。那里留下来了我年轻时的足迹和回忆。                                                                                                       

     〇24路电车：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公交线路，开通于1938年，隶属于上海巴士第一公共交通交通有限公司。24路全线经过黄浦区，静安区，普陀区是连接普陀区长寿新村到南外滩的主要出行线路之一。沿途经过长寿新村，南京西路写字楼商圈，淮海中路商业街，文化广场，田子坊，新天地，老西门，城隍庙，南外滩等等，并与上海六条轨道交通可实现步行换乘。本线由长寿新村开往豆市街复兴东路（复兴东路外滩），途经长寿新村、北京西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文化广场、建国中路、新天地、老西门、城隍庙终点站豆市街复兴东路（复兴东路外滩）。

      那时候老西门到文化广场是五站，正好是4分钱车票的极限。

      〇婶婶：周赋湘，好像是一名中学老师。父亲周谷城，她也是一位名门闺秀。正是由于这种家庭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婶婶和叔叔带来了厄运。叔叔因此调离了市委，到一所中学去当校长。婶婶也被造反派批斗，因此脚被扭伤、行走不便。她性格开朗、豁达，有大家风范。前些日子惊闻婶婶离世，95岁高龄无疾而终，心里十分难受。这也是老天给予好人的丰厚回报。

    〇周谷城：（1898～1996），曾和毛泽东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首任执行主席。1898年9月13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农民家庭，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自1942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〇母亲：原名徐琴，嫁给我父亲以后叫金徐琴。基本没有多少文化，就会父亲教她一些常用字，只能每天买菜买米记个账而已。关于母亲的情况，可以阅读我下面写的《母亲的智慧》一文。 

父母结婚照

中年时候的母亲

晚年在长春胜利公园留影

                                                       母亲的智慧

                                                          金振邦

   母亲虽然去世已经好多年了，可我心里总觉得像欠了一笔债似的，我要写写我的母亲。这并不是因为我母亲如何出类拔萃，有着不凡的经历，而是因为母亲的智慧一直伴随着、滋润着我的人生。

   我母亲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外祖父是小酒店的跑堂，家境十分贫寒。母亲没有什么文化，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父亲平时的指点下，认识了一两千字，仅会看信、记账而已。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她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工作，成为民办企业的一名缝纫工人。直到退休之前，她就在生产组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和忙碌。如此平凡的母亲，她的许多普通话语和琐碎小事，却让我至今回味不尽，难以忘怀。

   “与人相处，宁可自己吃亏。”母亲处理孩子间的争执，从来都是向着别人。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在一次课间休息时，班里一个姓蔡的男同学拿出一枝钢笔对我们同学说，笔帽怎么也拧不开了，谁能帮我拧开？我出于一种好奇心上前试了试，笔帽仍然纹丝不动。别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可都一筹莫展。这天下午，我正在家做作业，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敲门并在喊我的名字。我趴在楼梯口的窗口往外一看，原来就是早晨让我们拧笔帽的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他从裤子左口袋里拿出已经拧开的原先那支钢笔，说道：“你早晨把我的钢笔拧断了，要你赔！”我一听急了，“我没有拧开笔帽，怎么可能拧断呢？”于是，我俩一个楼下、一个楼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这时母亲闻讯出去，仔细询问了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最后母亲说：“小同学，修好这支钢笔需要多少钱？”我同学说：“两毛钱。”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钱来给了他。我在楼梯的窗口上愤愤不平，这可相当于我十天的零用钱啊！后来母亲对我说：“与人相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不平。”

   “人是累不死的。”母亲在生活的种种磨难面前，都能泰然处之。上海解放前，由于一天深夜受撬窗盗贼的惊吓，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之后重病缠身，母亲操持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十分艰辛。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极为困难。记得那年冬天由于参加了上海少年游泳训练班受了凉，我全身浮肿，直到坚持不住才到区地段医院就诊。大夫说：“孩子得了肾炎，再晚来几天就没命了。要马上住院治疗。”那时我家没钱，在母亲的恳求下，大夫勉强同意我每天上医院打针，在家静养。那时冬天奇冷，屋里没有暖气，脸盆水都动成了坨。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天天一大早冒着严寒，去菜场排队买几斤小鱼。回家后生起煤球炉为全家做早饭，打点我的姐和哥上学，同时还要洗鱼、炸鱼，在寒冷的水中洗衣服，清扫房间，然后匆匆赶往里弄生产组。中午和晚上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有时晚上我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我的病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逐渐痊愈了。母亲在生活的磨难面前，都泰然处之。她常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有出息，吃点苦算得了什么，人是累不死的。”直到自己为人父母时，才深切地理解过去母亲操持家务的艰辛和不易。

   “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母亲懂得生活的真谛。小时候家境贫困，三个孩子上学都得向父亲单位借钱来交学费。等所欠学费都快还完时，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为了节约，我们衣服都是母亲缝制的。我经常好奇地围在缝纫机边上，看我母亲为家人做衣裤，给母亲做帮手。有一次我主动上缝纫机帮母亲缝制裤腿，我手脚“麻利”地很快就缝上了，心里不由得洋洋得意，并期待着能够得到母亲的夸奖。可是，母亲看了我的“杰作”之后笑着说：“你缝反了，把布的里子当面子了。今后做什么事都一定要仔细。要记住，有时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从此在做任何事情，我都记住了这句充满辩证法的话，凡事仔细认真。质量就是速度，没有质量，速度有时反而会走到反面。

   “时时想着走路的人。”母亲时时想着他人。她信佛，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和父亲到城隍庙去烧香许愿。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实践着佛教行善积德的教条。有时我回家探亲，早上和母亲一起出去买菜，只要见到路上有石子、西瓜皮和菜叶，她都要用手捡起来，放到路边或垃圾箱中。我总是不耐烦地加以阻止，嫌她多管闲事。母亲却说：“我们要想着走路的人，不要让他们摔到。”她看到周围环境不干净，就会主动拿笤帚清扫。去倒垃圾时，也会顺手把邻居家的捎走。她经常说，环境整洁了，首先是自己受用，心里也舒服。多干一点公益事，那是在积德。时时想着他人的人，也常常会被他人所想。当她去外地孩子家回上海时，邻居见了都要问长问短。她和邻居的关系十分和睦和友善，从来没有因矛盾而红过脸。

   “爱，要表现在心里和实际行动上。”母亲从来不表扬孩子，她的爱在心上、在行为里。我念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得了优。母亲看了作文的评语，什么话也没说。那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隐约地听到母亲对父亲在说我的作文：“孩子的文章文从字顺，将来会有出息。”我顿时觉得心里一股暖流。有一年我在东北得了急性风湿热，于是回老家休养。一天我去医院进行检查，等我拿着化验单和药品正要回家时，天已经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走出医院正犯愁如何回家时，一抬头只见母亲在远处撑着伞，腋下还夹着一把，在花岗岩铺就的马路上正急步向我走来。看到这情景，当时心里十分孤寂的我，顿时眼泪制不住地流下来了。这极其平凡的一幕，多年来一直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爱是一种动力，其力量无边、深沉，具有强大穿透力，给人以激励和鼓舞。

   “宰相肚里能撑船。”母亲有自歉、宽容之心。我小时候非常淘气，邻居的孩子经常来告状。有一次，邻居一个女孩自己摔疼了腿，前来跟我母亲说是因我追她而摔的。母亲根本不听我的陈述，主动到她家赔不是。然后接连几天采摘家门口一棵树上的叶子，煮汁来为这个女孩热敷，最后治好了。母亲常跟我说：“一个人气量要大，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当时还不大理解这句话。等长大了，我才慢慢体会了其中的深意。人和人之间的纠葛，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别人的过失和缺点，要有宽容之心。人的一生如此短促，人之间爱都爱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算计人、怨恨别人呢？

“做事要有恒心。”母亲做事有一种恒久毅力。由于母亲早年得过重病，因此她十分看重气功的健身强体作用。她每天早晚都要坚持静心打坐，意守丹田，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信佛，母亲也是非常执著。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吃素。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似乎都非常“革命”，认为母亲信佛是封建迷信，应该除旧立新，把她用来祭祀的香炉和烛台都卖了。在初一和十五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她饭碗里偷偷埋上一块肉。当用筷子触及时，她脸上总是显出了一种内疚和难堪。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十分幼稚，这是对母亲那颗执著心的一种打击。其实，母亲信佛，只要与人、与己、与社会无害，只要能够给母亲带来心灵的慰藉，完全不必进行干预，虽然我并不主张信佛。但母亲做事的那种执著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灵和意识之中。

    “一个米粒都不能浪费。”母亲注意从小处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家里不管大人和小孩、冬天和夏天，都是每个人的衣服自己洗。我有时放学回家还要负责做饭。我小时候，有时为了赶着上学或出去玩，一放筷子就要走。这时母亲常常把我喊住:“把桌上和饭碗里的饭粒都捡干净吃了！”那时我总是显得极不耐烦。而母亲自己则为我们孩子做出了榜样。她在洗米的时候，就是掉下几个米粒，都要一粒一粒捡起来。她发现带壳的谷子，都要用牙把米粒剥出来，并说：“浪费一粒粮食就是作孽啊！”家里不论谁的衣服破了，或掉了扣子，她都会仔细地一一缝好。那时我想，如果经济条件好了，就不必这样了。可是，随着家里收入增加，母亲这种习惯一直没有变。只要能穿的衣服，她都不会轻易丢弃。直到今天，我在食堂就餐，不管饭菜可不可口，绝不会有一点浪费。母亲的行为，对她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但现在仔细想想，这绝不是单纯节约几个钱的问题，这是一种对待人类资源的正确态度。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如此，不浪费、不挥霍资源，这实际上就是在保护人类后代的生存环境。

    母亲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母亲的品德和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除了生活环境的文化浸润、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之外，恐怕是中华民族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在母亲潜意识中的再现。这是一种靠遗传而非后天获得到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其中包含了自人类出现以来各种经验的积淀。这种深层无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但它常常没有理性的内容，而属于一种直觉和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原始意象”。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人类文化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从这个含义上说，我更相信“性本善”的观点。我想，通过一扇普通的心灵之窗，我们或许可以窥视到一个民族的心灵、气质和胸襟。

      母亲离开我已经许多年了。可在我的人生视野中，还常常能看到前方母亲的身影。

                                                                             2002年8月2日初稿

                                                                             2020年4月6日修改

                                                                                 2020年2月7日

                                                                               于长春惠民路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