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文化遗产

                                                            金 振 邦

      我的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出于什么名门望族。父亲金仲山， 1912年出生，籍贯浙江杭州，读过几年私塾，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解放前做过学徒，当过南货店账房，后失业。解放后在叔叔帮助下在一家米店当会计，最后在一家灯具厂退休。母亲金徐琴，原名徐琴，结婚后加上丈夫的姓氏。1920年出生，籍贯浙江绍兴，是家庭妇女，没有上过学，父亲教她识了几个字，勉强可以记个家庭开销的账。在大跃进年代，进里弄生产组做缝纫工作直至退休。我出生于1948年7月上海南市区中华路小南门俞家弄66号，我就是在这个普通家里生活了20年，直到1969年3月去吉林插队落户为止。

       

    就这样的普通家庭，何谈什么文化遗产？其实，文化通俗一点讲，就是积淀于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和理念，而且在一个文化区域内是一种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它决定了人们所有的言行举止和人生轨迹，是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哪怕人的肉体死亡以后，这种文化理念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能够穿透历史的长河，延续到后代的生命体中。任何一个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文化理念并不会消亡，它是人类生命群体的一种特殊生命形态。有的人浑浑噩噩没有灵魂，就是活在世界上也只是行尸走肉；有的人虽然肉体生老病死，可是他的思想理念代代相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指引着我们奋发向前。

    我父母作为普通的人民大众，他们的文化理念常常不具抽象的理论形态，而是隐伏于极其普通的言行深处。我试图通过具体鲜活的生活回忆，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窥一斑而见全豹，来解读一下我们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磨难面前泰然处之。上海解放前，由于一天深夜受撬窗盗贼的惊吓，母亲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之后重病缠身，她操持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十分艰辛。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几乎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极为困难。记得一年冬天由于参加了市里的少年游泳训练班受了凉，我全身浮肿，直到坚持不住了才到我们区地段医院就诊。大夫看完化验单以后对母亲说：“怎么现在才来，孩子得了急性肾炎，再晚来几天就没命了，要马上住院治疗。”那时我家实在没有钱，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大夫才勉强同意我每天上医院打针，在家卧床静养。那时的冬天奇冷，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加上垫床的棉絮，头上还要带上帽子。早晨起来脸盆水都动成了冰坨了，需要用开水化开毛巾才能洗脸。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天天一大早冒着严寒，去菜场排队买几斤小鱼。回家后生起煤球炉为全家做早饭，同时还要洗鱼、炸鱼，在寒冷的冰水中洗衣服，清扫房间，然后匆匆赶往里弄生产组上班。中午和晚上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有时我深夜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服。我的病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逐渐痊愈了，至今没有留下后遗症。她常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有出息，吃点苦算得了什么，人是累不死的。”直到自己为人父母时，才深切地理解了母亲过去操持家务的艰辛和不易。

      ○时时想着他人。母亲信佛，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和父亲到上海城隍庙去烧香许愿。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实践着佛教行善积德的信条。有时回家探亲，早上和母亲一起出去买菜，只要见到路上有石子、西瓜皮和菜叶时，她都要用手捡起来，放到路边或垃圾箱中。我总是不耐烦地加以阻止，嫌她多管闲事。母亲却说：“我们要时时要想着走路的人。”她看到周围环境不干净，就会主动去加以清扫。去倒垃圾时，也会顺手把邻居家的捎走。她经常说，环境整洁了，首先是自己受用，心里也舒服。多干一点公益事，那是在积德。时时想着他人的人，也常常会被他人所想。当她去外地孩子家回上海时，邻居见了都要问长问短。她和邻居的关系十分和睦和友善，从来没有因矛盾而红过一次脸。母亲还念念不忘他人好处。邻居过生日送过来一碗肉面，她会很快给邻居送回别的东西，否则就会寝食难安。她从来不会欠他人的人情。

   ○生活节俭。我们家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谁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大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父亲在水池上的洗衣板刷洗衣服时，两手冻得通红，那个难受煎熬的状态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们家接整理纺纱厂线头的活，有一些短小无用的线头，他都收集起来，念叨着“以后你们说不定还要求我给你们这些线头用呢”。父亲每月的零用钱是5元，我们孩子的标准是小学6角、初中1元、高中1.5元，他从来都没有超支过。父亲抽少量的烟，为了节约尽量不抽成包的卷烟，在家都是买烟丝装在长杆烟具里抽。有一年极为寒冷，父亲就穿着一件母亲用一天时间赶制出来的蓝色长棉衣，他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我母亲自己做，很少是从商店里购买的。父亲病重期间正值上海酷夏，我们提议要买台电风扇给他解暑，他执意不肯。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风扇，现在我也不用，坚决不让我们去买。

      ○吃苦耐劳。在五十年代，上海的生活状况远没有今天那么现代化。我现在总是感叹像我母亲那样的劳动妇女是怎么扛过来的？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天，我母亲一早起来，先要把马桶拎到楼下后门口，等待马桶车来倒掉，然后把马桶洗刷干净。接着拎篮子去菜场买当天的食材。回来以后就要点火生煤球炉子，几乎家家门口都是冒着黑烟的炉子，如果没有风的话还要煽扇子。接着做全家的早饭，伺候家人上班上学，有空还要洗衣服。一双手通常是通红通红的。最后我母亲还要到里弄生产组做缝纫工作。中午回来还要做午饭。晚上还要负责记账、做针线活。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还看见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看看现在的女士们，有现代化的设施助阵，真是太幸福了。

      ○忍辱负重。我在退休以后，孩子也远离我们父母去创业。这时我才逐渐开始体会到自己父母那段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我姐在念高中时，就提前被保送到西安一所军事院校学习，随后就留校任教。不久我哥又远去新疆支援建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敬业中学刚念完高一，就被裹挟进革命浪潮中。1968年，我们68届高中面临上山下乡，政府废除了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孩子的政策，所有应届毕业生一律不准留在上海。我则报名去了吉林和龙县插队落户，然后就是上大学及留校任教。父母在我离开上海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老两口孤寂地独立支撑生活，其心理的折磨和苦痛可以说是难以言表。我成家前的探亲和成家后的回上海看望，都是屈指可数的。后来父母先后患病去世，和他们这些年来所受到的心理压力可以说息息相关。现在，我常常因为自己远离上海，未能伺候父母尽到子女的责任而懊悔和自责。

      ○爱在心间和行动上。母亲从来不当面表扬孩子，她的爱在心上和行为里。我念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得了优。母亲看了作文的评语，什么话也没说。那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隐约地听到母亲对父亲在说我的作文：“孩子的文章文从字顺，将来会有出息。”我顿时觉得心里一股暖流。有一年我在东北得了急性风湿热回家休养。一天我去医院检查，等我正要回家时，天已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走出医院正犯愁如何回家时，一抬头只见母亲在远处撑着伞，腋下还夹着一把，在花岗岩铺就的马路上正急步向我走来。看到这情景，当时心里十分孤寂的我，顿时眼泪制不住地流下来了。这极其平凡的一幕，多年来一直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去年我侄女出差长春，告诉我一件小事：我母亲看到我1986年出版的一本工具书《文章体裁辞典》，高兴地逢人就说，“看看，这是我儿子写的书”。可我母亲见到我时，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爱是一种动力，其力量无边、深沉，具有强大穿透力，给人以激励和鼓舞。爱，要表现在内心和实际行动上。

      ○强调独立自主。父母亲从不干预孩子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我参加学校每年的黄浦江横渡及长江口万米泅渡，报名参军，选择去吉林边疆插队落户，上大学学什么专业等等，父母都积极支持。我1977年成家，父母给予了500元的资助。我使用的都是学校宿舍的旧家具，花40元买两个木箱，120元买一个立柜。那时候住学校的筒子楼，民风淳朴，不像今天有些人成家往往是金钱和财力的比拼。金钱色彩浓厚，真情就势必单薄了，家庭关系就会经不起坎坷和动荡。这么多年来，我现在所有的房子和积蓄，全是靠我们自己拼搏奋斗而换来的，没有任何外力的支援和辅助。独立自主不仅对一个国家是如此，而且对一个家庭或个人，都是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责任担当。上海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抵御这种通货膨胀，父亲拿一部分积蓄投资当时的股票，期望能够有所收获。那时在杭州的二姑也想加入其中，附带着投入了一笔资金。但是股市有风险，谁也难以预料，结果赔了不少，小股民都受到了连累。本来父亲应说没有多大责任，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却延续到了解放后的十几年里。二姑由于跟着赔了一笔钱，在家里总是受到婆婆的责骂和虐待，由此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怨恨。为此，大约60年代初，大姑、三姑和叔叔特意把父亲和二姑叫到一起，进行沟通和调解。经过协商，父亲准备给予二姑300元的经济补偿，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愤愤不平，为了二姑家没有矛盾，为什么要我们来拿钱，实在冤枉。当筹足300元，母亲从柜子里取出钱来交给父亲时，脸上那种极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那时的300元几乎是父亲4个月的工资，币值可能是今天的100倍。我们家每学期需要借钱交三个孩子的学费，等还完了债务新学期又到了。这笔钱需要我家攒多少年啊！父亲的开阔胸襟常常在提醒我，做人要有责任和担当。

      ○凡事抱吃亏态度。母亲处理孩子间的争执，从来不让别人吃亏。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在一次课间休息时，班里一个蔡姓男同学拿出一枝钢笔对我们同学说，笔帽怎么也拧不开了。我出于一种好奇心上前试了试，笔帽仍然纹丝不动。别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可都一筹莫展。这天下午，我正在家做作业，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敲门并在喊我的名字。我趴在楼梯口的窗口往外一看，原来就是早晨让我们拧笔帽的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他从裤子左口袋里拿出已经拧开的原先那支钢笔，说道：“你早晨把我的钢笔拧断了，要你赔！”我一听急了，“我没有拧开笔帽，怎么可能拧断呢？”于是，我俩一个楼下、一个楼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这时母亲闻讯出去，仔细询问了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最后母亲说：“小同学，修好这支钢笔需要多少钱？”我同学说：“两毛钱。”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钱来给了他。我在楼梯的窗口上愤愤不平，这可相当于我十天的零用钱啊！当时2分钱可以买一个大饼。后来母亲对我说：“与人相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不平。”

     ○行重于言。在中国文化中一般认为，“子不教父之过”，“母者，牧也”。父亲应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而母亲需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而在我们家似乎恰恰相反，至今我都回想不起父亲究竟教育了我们什么。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要怎样或不要怎样，也从来没有骂过和亲自动手打过我们。不过有一次我和哥在外惹了祸回家，战战兢兢，不知父母会怎么处置。可父亲的做法却出人意料，至今念念不忘。当时父亲对我说：“根发，去房间马桶边上把那根红木棍子拿下来。”那是我家对面家具店做红木家具剩下的一根较细的废料，当时父亲喜欢就捡来了。我想糟了，看来是要挨打。红木棍子拿来以后，父亲却对我和哥说：“你们自己动手吧，各打5棍以示惩罚。”我拿起棍来往我哥身上随便打了5下。父亲说：“不行，打得太轻，重新打。”于是，我们各各再打了5棍，才算了事。还有一次，我姐去少年宫排练舞蹈，回家时拿来一个小石膏雕像。我父母看见以后就具体询问这个石膏雕像是怎么回事。姐说这是少年宫舞蹈老师送的，同时给了好几个女同学。当天晚上，我父母就去那几个女同学家，和他们家长商量怎么处置的方法。第二天早上，这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就去少年宫把石膏雕像退还给了那位老师。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无功不受禄”的观念。这么多年来，我也不轻易接受他人的东西，并且注意礼尚往来。

   ○专注学习事业。我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对子女的学习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但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她说，你学会的知识，是任何人都无法拿走的。这是告诫我世界上什么最可靠？金钱靠不住，只有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才是坚不可摧的立身之本。大学毕业以后，我曾经得了风湿热，回上海疗养了一段时间。母亲担心我会否因为患病而担心影响自己的处对象问题，就对我说：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做好，不怕找不到对象。这种朴素的直觉，已经抓住了处理问题的关键。

      ○生活独立自主。母亲十分注意让我们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那时候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和落后。母亲就经常叫我承担一些生活琐事，如早晨生煤球炉子、去菜场买菜和洗菜、打酱油和醋、洗自己衣服、打扫房间、倒垃圾、洗碗。有时候中午饭只给我们三个孩子定量分发面粉，让孩子做什么吃都行。三个孩子的面粉定量是根据高中（33斤）、初中（30斤）和小学（28斤）的不同层次有所区别。记得我当时是和面擀成一张薄薄的大饼烤着吃，似乎饼擀得越大就能吃得越饱似的。我下午放学回家常常就是在煤球炉边上，一遍看着做饭，一遍背诵着第二天老师要检查的语文课文。

     ○父母相敬如宾。至今我觉得极为奇怪的事是，我从小到离开上海20年期间，从来就没有看到父母有过任何不悦和吵架。父母从来都是相敬如宾、和睦相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家庭都很难做到，我的修养和我父母差得太远。事实上没有矛盾的家庭是不存在的，但处理的方式、方法却有着高下优劣之分，我的父母处理得真是极有分寸。有一天半夜，我醒来时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在床上小声交谈。母亲说：“听邻居说你把我们家的几块木板，送给你们厂的一位女职工了？我心里很不高兴，这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父亲说：“是有这个事。这个职工因为家里装修房子缺几块木板，我家目前也用不上就给他了。你不要有什么想法。”母亲说：“别人有困难应该帮助，但不必瞒着我，不和我打招呼。”接着父亲就赔不是，慢慢我又进入了梦想。父母的文化程度没有我高，但他们的处世却让我望尘莫及、自愧莫如。

      ○办事精细。父亲的双手似乎十分精巧，干什么事都是熨熨贴贴、精精细细、牢牢靠靠。我小学时他给我课本包书皮，包得是那么紧凑服帖、平整如砥，我从心底里啧啧称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父亲亲自动手用草绳给我包扎一个木箱和一个床头柜。结实到什么程度？可以夸张地说就是从山上扔下来也不会散架。我在东北成家以后，父亲执意要把家里的一个缝纫机托运到长春来给我。他自己把缝纫机拆成两部分，装进一个木箱，去当时的上海北站进行托运。已经年过60的父亲，这种辛劳是可想而知的。缝纫机到长春后，我是借了一个平板齿轮车从车站拖回家的。它完好无损，至今还在我家能方便使用。每每看到家里的缝纫机，真是睹物思人，父亲的办事态度让我自愧弗如。

      ○儿女情结。父亲对子女的爱可谓涓涓细流、若隐若现。小时候的某一天，我已经钻进了被窝正准备睡觉，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我枕头边放了三张新发行的人民币分币，一张黄色的是1分，一张蓝色的是2分，一张绿色的是5分，我当时十分兴奋。不久又给我带回来三个新发行的三个硬币，1分、2分、5分。这个画面我至今不能忘怀。父亲在小西门米店工作的时候，经常给我带来他们店里买的小人书。这成了我期待父亲早点回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的许多知识可以说都是从小人书中来的。如《虎皮武士》、《侠骨杜心五》、《杨根思》、《兄弟英雄》、《破家县令》、《闹朝扑犬》、《苟观察》、《秦弱蘭》、《叶限姑娘》、《陈化成》、《辛弃疾和天平义军》、《李尔王》等。我去东北插队落户前夕，请了当时学校的几位同学来家吃饭。饭桌上父亲一语不发在流泪，我心里想这有什么难过的？根本不理解当时父亲面对两个孩子已经去了外地，而唯一一个留在上海的孩子，也要远走高飞时的那种痛苦心理。等我理解之后，我和父亲早已黄泉两隔了。有一年我回家养病，单位老师托我在上海买一种治疗咽喉炎是喷雾器。父亲徒步去南京路医药商店买回来，交给我的时候那种得意、欣慰的神情溢于言表，似乎为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我成家所用的，就是父亲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几张零存整取的存单，一共是500元，这里凝结着父母的心血和期望。

      ○热爱生活。父亲念念不忘上海的各种有名饮食，可以说如数家珍。我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要我去品尝上海的名吃。尤其是他最后患病期间，告诉我上海哪家哪家饭店有什么什么名吃，一定叫我去品尝。我那时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就说我哪有时间去吃啊，工作都忙不过来呢。父亲连说可惜了、可惜了！我还专门为父亲去买他喜爱的老油条，就油是炸的时间长一些、变黑和脆的油条。其实老油条的做法有害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他喜欢的老西门乔家栅的荷叶蒸肉，我专程去买来让他品尝，他吃了以后感叹已不是他从前吃的那个味道了。父亲有时候还童心未泯。那时休息日没有什么娱乐，父亲竟然学我们小孩自己去浦东小河里抓鱼，回家时搞得像个落汤鸡，被我妈不停地埋怨和数落。

      ○喜读文言。父亲上过私塾，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有很好的文言阅读基础。他非常喜欢看文言作品。有时候吃完饭，他就坐在桌子边上，带上老花眼镜，抽着烟丝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看起他的书来，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他都如入无人之境。他甚至上马桶也会坐着看很长时间的书。有一年，我带回去一本地摊上买的古籍书《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他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以后还给我重新糊上了封皮，并工工整整地竖排写上了书名。他的字那么工整有力、一丝不苟，真是字如其人啊。他一生的最大喜好就是看书，这可能与他少年时期没有完全满足读书的渴望有关。他曾经对我说，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要有书看就十分满足了。我说，我家唯一不缺的就是书，还可去图书馆借。他听了露出满意的神情。

      ○培养良好习惯。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家里不管大人和小孩、冬天和夏天，都是每个人的衣服自己洗。我有时放学回家还要负责做饭。我小时候，有时为了赶着上学或出去玩，常常吃完饭一放筷子就要走。母亲经常把我喊住：“把桌上和饭碗里的饭粒都吃干净了再走！”那时我总显得极不耐烦。而母亲自己则为我们孩子做出了榜样。她在洗米的时候，发现稻谷都要用牙破除稻壳取出米粒。掉下几个米粒，都要一粒一粒捡起来，并说：“浪费一粒粮食就是作孽啊！”家里不论谁的衣服破了或掉了扣子，她都会仔细地一一缝好。在这种耳濡目染下，我现在都可以熟练使用缝纫机制作被套，并手工缝补衣服、袜子等。随着家里经济条件改善，母亲的这种持家习惯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我在食堂就餐，不管饭菜可不可口，绝不会有一点浪费。现在仔细想想，这绝不是单纯节约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对待人类资源的一种正确态度。不浪费、不挥霍资源，就是在保护人类后代的生存环境。

    ○自谦宽容之心。我小时候非常淘气，邻居的孩子经常来家告状。我母亲从来都向着别人、连连道歉。有一次，邻居一个女孩自己摔疼了腿，前来跟我母亲说是因我追她而摔倒的。母亲根本不听我的陈述，主动到她家赔不是。然后接连几天采摘家边上一棵树上的叶子，煮汁来为这个女孩热敷，最后治好了。母亲常跟我说：“一个人气量要大，宰相肚里能撑船。”等长大了，我才慢慢体会了这句话的深意。人和人之间的纠葛，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人要有宽容之心。人的一生如此短促，人之间爱都爱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算计人、怨恨别人呢？

      ○传递生活真谛。小时候家境贫困，三个孩子上学都得向父亲单位借钱来交学费。等所欠学费都快还完时，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为了节约，我们衣服都是母亲缝制的。我经常好奇地围在缝纫机边上，看我母亲为家人做衣裤。有一次我主动上缝纫机帮母亲缝制裤腿，我手脚“麻利”地很快就缝上了，心里不由得洋洋得意，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夸奖。可是，母亲看了我的“杰作”之后笑着说：“你缝反了，把布的里子当面子了。今后做什么事都一定要仔细。要记住，有时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从此我记住了这句带有辩证法的话，凡事仔细认真。质量就是速度，没有质量，快有时反而会转化为慢。母亲还说过，有力长发，无力长甲；南窗有风天晴朗，北窗起风要下雨，这些可能都是生活经验的积累。

      ○做事执著恒久。由于母亲早年得过重病，因此她十分看重气功的健身强体作用。她每天早晚都要坚持静心打坐，意守丹田，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信佛，母亲也是非常执著。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吃素。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似乎都非常“革命”，认为母亲信佛是封建迷信，把她用来祭祀的香炉和烛台都卖了。她吃素的时候，常常在她饭碗里偷偷埋上一块肉，当她用筷子触及时，脸上显出了一种内疚和难堪。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十分幼稚，这是对母亲那颗执著心的一种打击。其实，信佛只要与人、与己、与社会无害，只要能够带来心灵的慰藉，完全不必干预，虽然我并不主张信佛。但母亲做事的那种执著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灵和意识之中。

                                                        我的全家福

    有时候我在思考，父母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精神和理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起来好多年前有一位从浙江电视台来东北师范大学深造的研究生，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著名作家与文化地理区域关系的论文。他还绘制了著名作家籍贯地理位置的分布图，其中江浙一带最为密集。论文的大致结论是，著名作家的成就常常和其所处的文化发达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而文化相对发展滞后的区域，其所拥有的重要作家就凤毛麟角。因此，能否推断我父母亲的文化观念，与他们生活的文化区域有关？

     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父母的籍贯分别在杭州和绍兴，他们的具体生活经历我也没有问过，但我的爷爷奶奶以及外婆，都是居住在杭州市内。我很小时候去过爷爷奶奶家过年，外婆去世又去外婆家奔丧，杭州的自然环境给我留下了朦朦胧胧的印象。另外，父母成家后在上海居住了四五十年，十里洋场的文化环境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浙江和上海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了父母亲独特的文化内质。这种影响和渗透可能完全不同于学校教育中的理性传递，而是岁月长河中的人情和习俗的漫长浸润。

   现在还经常听到有些人总是称赞说上海人或南方人聪明，似乎他们有着先天的智慧和才能。而身处边远地区的人又觉得自己天智相对不足。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完全站不住脚的。其实人们的理念和智慧的高下优劣，常常取决于从环境所获取到的信息容量，而先天的因素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处于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由于时时接触到快速和海量的信息流，因此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十分自然的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城乡之间的文化环境的差异和鸿沟正在不断缩小，环境的差异对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不足为道了。

    最后，我想对年轻的后来居上者说几句。一个家庭或个人的文化修养，并不决定于其金钱和财富的多寡，而根本性地取决于他们的丰富学识、科学理念和善良心地。后者必须经过长年累月地积淀和修炼，甚至需要“活到老学到老”，文化修养的内涵可以说永无止境。古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过来人已经与以往的经历拉开了一定的时空距离，看问题可能要比“当局者”更加清醒和深刻，值得大家思考和参照。父母双亲的形象、家庭生活的图景，会深深地烙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功能。它对孩子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其功能和地位远远超过了学校的教育。

    我的父母亲永远活在儿女的心中，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只要我一抬头，他们就一直走在我的前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2024年5月9日